• 董校长:中国烟草挽救中国保健品

  • 时间:2019-03-21 09:37:45 点击数:134 文章来源: 董校长
  • 文 | 候普传媒总裁 董玮

    图片来源 | 网络

     

    最近,一位85岁的老人向三家保健品厂家发去律师函,称连续吃了它们生产的某款保健品14年之后,诊断出了患有前列腺癌,并称曾向多名专家医生咨询,专家医生的意见均认为他所患前列腺癌与长期服用保健品有关,因此要求协商有关赔偿及后续治疗问题。

    受此鼓舞,我决定起诉中国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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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吸烟的历史久矣,14岁就开始了。刚开始吸烟并不是觉得烟草的味道有多鲜美,而是觉得吸烟就和现在揣有一二枚比特币一样很酷、很拽,还具有“老子长大了”的耀武扬威意味。并且我那会儿思想上是想做一个小流氓。我父亲在我那个中学当语文老师,把我盯得很紧,要我走正道做好孩子,我烦他不过就不想按他的意思来。我就跟希腊神话中的弑父者一样要反对威权主义,打倒一切阻碍前进的绊脚石,偏偏不做父亲要我做的那种傻不拉几的好学生。

    那时候,我身体的各个系统都发育成熟并运转正常,强盛得很。我走路带风,骨骼咔咔地像冰河开裂那样响,一挥手就是潘安的风范。关键是,我已经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张,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容别人划定。在夕阳下,在我们居住的那个街头,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三五成群,斜着身子靠在墙上,嘴上叼着烟卷吐出一个个烟圈,脸上腆起厚颜无耻的笑。这印证了一位叫亨利·罗什福尔的记者说的,香烟是“不满的象征”。

    及至现在,61个春夏秋冬过去了。我当和着徐徐晚风、阵阵钟声,面向祖国大地青山绿水哭诉自己的人生一干理想无一实现。因为社会的束缚,尤其我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战士出身的父亲用棍棒、武汉护士学校护理专业毕业的母亲用莎士比亚故事死死地扼住了我命运的咽喉,我终究没有做成当年想做的小流氓。说实话我现在装模作样似乎一个遵守社会法纪的公民,其实我心底老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情,以酬壮志。所以虽然我经常在音乐厅装斯文高雅,其实更多的是在足球场撕下文明的伪装,找回天性中的粗鲁愚顽。在球场,我能在几万人的掩护下爆出粗口而不忌惮别人怎么看我,反正那儿谁也不认识我。骂脏话使我心态年轻,觉得生活可以一直美好下去。我知道,我少儿时的理想从来不曾泯灭。

    可惜的是,从少年时代起,我对尼古丁的依赖不可救药地形成了,它宛如与生俱来的基因嵌入我的体内再也撵不走了。我一生不曾试图戒烟。别人送过我一本书《如何戒掉吸烟的坏习惯》,我看都没看一眼就仍到窗外去了。因为我看到凡是那些试图戒烟的人大都开始闷闷不乐,茶饭不思,眼睛无神像条死鱼,继而双眼喷火,高声尖叫,最后神智失常疯掉了。我宁愿少活几年,也不要做这样的废柴!马克·吐温说,“戒烟很容易,这只不过是我第一千次戒烟而已。”我最长不吸烟的时间是16个多小时,那时我在飞往意大利的国际航班上。

     

     

     

    全世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吸烟不是个好事情,想要找一点它的益处难上加难。我费尽一生的功夫也就找到过这样一条: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苏联发明了能够部署在发射井中发射的洲际导弹R—16。1960年10月23日,加注完燃料的R—16伫立在发射井中准备在当天夜里进行首次发射实验。可是不巧,下午时分,导弹内部出现了故障,需要全面排查检修排除故障。按照程序和规定,这时应该将导弹从发射架上卸下,将火箭与导弹分离,特别是要将燃料取出,以免发生燃爆事件。可是这样做需要几天的时间,一次性的燃料也浪费了。当时负责这项任务的是苏联炮兵元帅、战略导弹司令涅杰林,尽管很危险,但他为了赶工期竟下令在不拆卸导弹的前提下,原地对导弹进行故障排查和检修工作。结果灾难发生了,在检修的尾声,导弹的发动机竟然发生故障自动点火运行,瞬间将40吨重的液体燃料引爆,导弹发射场变成一片火海,距离发射架20米的地方现场督战的涅杰林元帅和160名工程师、科学家无一幸存,葬身火海之中。

    现场只有一个人免于灾难:R—16导弹的设计者杨格利。为什么呢?原来那会儿他正好烟瘾犯了,于是去到掩体中抽烟,幸运躲过一劫。

     

    尽管知识界对烟草具有的社会作用加以肯定,一国经济中烟草业也占据着重要地位:要是没有烟草业,这个世界从种植烟草的农民到高铁、高速公路的修建到摇滚乐、音乐节、博物馆、汽车拉力赛都会受到致命打击,但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烟草对人类的危害极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医学界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锤实这种危害,最近的例子是,前不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在子刊The Lan cet Global Health上刊出一篇赫捷和陈万青写的论文,详细研究了23种常见癌症危险因素在中国各个省份、年龄、性别的百姓中,导致癌症的真实情况。论及导致中国人癌症的常见原因,不良生活习惯比如吸烟、二手烟、喝酒、缺乏锻炼仍然排在第一位。从性别区别来说,男人最危险的致癌习惯是吸烟,而女性,是吃水果不足。

    国际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多种癌症的发生和吸烟有关,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比死于谋杀、艾滋病、自杀、毒品、交通事故、酗酒的总和还要多。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谁让哥伦布1492年首次越洋航行在一个美洲小岛(现在的古巴)上第一次发现的吸食烟草的习惯大行其道延绵数百年而不绝?究竟是谁利用人对尼古丁的严重依赖而让烟草产业在一国经济中占据命脉地位?为什么我们一边强调烟草的危害并且施以越来越严的控烟举措而不从消灭源头做起干脆全面取缔烟草业呢?做为一只资深的烟鬼,未来我将死于烟草和岁月而不是五常大米或维维豆奶,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未来有一天,无论我是驾鹤西去还是骑鹅西去,我的后代可不可以起诉烟草公司?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人不怜惜它。问题是香烟无孔不入,以性感的姿态、漂亮的包装、暧昧的文化信息诱惑人从14岁或更小的年龄人群开始接触它,通过尼古丁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大脑构造,产生催促人继续吸烟的信号从而形成依赖。全世界禁烟的浪潮一浪接一浪,但烟草依旧大卖特卖,让我们陷入对自己生命大肆谋杀的万复不劫的罪行中。

    拿中国的例子来说,历年来排在税利表第一名的是烟草业,它自2014年首次实现税利总额、上缴财政总额双超万亿以来,至2018年已实现了双超万亿的五连击,并逐年在高增长基数上进一步增长。

    2018年这个数字是11600亿,这笔钱可以做什么呢?可以造10座港珠澳大桥、317个北京国家大剧院;打造34110个香港尖沙咀恒丰金业的店铺里林世荣用金子造的厕所;开8个多世界军运会(2019);承担国家一年的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一和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每年养活全国一半以上的或勤奋或懒惰的公务员;够黑龙江省社保开支10年(2017年为例)、国家军费开支6年(2018年为例)。2008年汶川地震中捐款最多的不是中石油,也不是富士康、加多宝、权健,而是中国烟草(3.4亿),不过大家觉得来自烟草的钱很脏,在当年中华慈善奖提名中把烟草公司踢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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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发现,要和烟草公司打官司并不容易,打赢更难。

    比如1999年,7个得了肺癌、喉癌的烟民对韩国香烟制造公司KT&G和国家提出起诉并索赔。这7个烟民打这场官司的理由是,被告明知吸烟有损健康,故意隐匿吸烟的危害,没有向原告做出充分的说明和警告,导致他们渐渐对尼古丁上瘾而无法戒除,最后导致癌症。这场官司旷日持久,持续了15年,尽管证明了其中的3个人患癌和吸烟有关,在一审、二审判决中,法院仍坚持“国家和KT&G没有赔偿责任”的判决,宣布烟民败诉。

    这是个人打的,政府机构也有打的。同样是在韩国,2014年,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司向法院起诉韩国烟草公司KT&G和BAT香烟制造和进口公司等4家企业,要求赔偿537亿韩元。起诉理由是“长期吸烟会导致肺癌和喉癌,保险公司由此已向患病的共3484名投保人支付了537亿韩元健康保险诊疗费”。这是韩国国家机构第一次直接向烟草公司提出起诉,得到世界卫生健康组织的支持,持续了几年还没有结果。从此前韩国四例起诉烟草公司的官司全部败诉来看,其结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甚至还有政府亲自上阵和烟草公司打官司的。1999年,美国司法部向美国最大的几家烟草公司提出诉讼,理由是认为烟草公司近50年来一直欺瞒消费大众,透过不实广告吸引青少年吸烟,有着欺诈行为,除了提出诉讼,更向烟草公司要求罚款2800亿美元。这场官司从克林顿政府一直打到布什政府,时间长达7年,当时被称作“美国历来最大宗的诈骗案件”。但结果是,最后美国联邦上诉法庭驳回美国政府这一罚款请求。2011年2月,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烟草公司接到一个让他们很震惊的通知,他们被魁北克省的省政府告上了加拿大最高法院,要求为烟草引发的疾病支付600亿加元的医疗费。在这场官司中,尽管法院很同情政府为了禁烟所作出的努力,但仍然不得不判政府败诉。

    为什么明明烟草对人的危害路人皆知,受害者向烟草公司索赔仍无胜算呢?烟草公司生产、销售烟草具有合法性。政府发牌、收税,允许生产、专卖。(加拿大魁北克政府状告烟草公司的案例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坚持烟草公司是依法设立的,没有任何违法之处。)烟草公司的产品是合格的。黄灿灿或棕色的烟丝(不是丝瓜藤,也不是棉絮),先进工艺的加工,质量上乘的包装纸,平滑的切口,没有产品责任。这些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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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烟草公司有脱罪免责的法宝,那就是在烟盒显眼的地方印上“吸烟有害健康”六个大字(再配上骷髅和熏黑了的双肺的图片,而中国政府拒绝这一做法,理由是破坏了烟盒的美观)。可别小瞧这短短的几个字,它就和阿里巴巴那句咒语“芝麻,开门吧”一样具有神奇作用。

    比如,在那7个韩国烟民的官司中,法院关注的焦点是:烟草企业在生产和销售香烟的时候,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标示了吸烟的危害;烟草企业在做广告和营销的过程中,是否故意隐匿吸烟的害处。法院经过调查表明,未发现厂家有违法规定的地方。韩国大法院参照医学界的意见后指出,吸烟对健康的致命性危害已经是全社会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至于是否要吸烟则是由个人决定的,因而不能自控地长久吸烟属于个人责任。在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司向法院起诉韩国烟草公司案子中,烟草公司也如此反驳:“是否吸烟是个人的自由,我们并没有强迫个人吸烟。”

    英国在1952年率先采取禁烟措施,通过法律强制要求在烟盒上打印警示标语,并注明香烟中所含有毒物质的剂量(其他的措施还有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提高烟草税收,禁止烟草企业做广告,等等)。两年之后,美国也开始行动,加拿大则是在1964年加入禁烟行列,天性爱好自由讲人权的法国要在25年之后才加入这个行列。2005年8月,世界《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我国正式履行该公约规定的义务,在烟草制品的包装上标注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面对着全世界人们的愤怒,香烟这一“合法的毒品”顽强存活,靠着从未“虚假宣传”、有言在先的招数大行其道,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神奇的是,和中国保健品业保护、加强人类健康宗旨完全不同的中国烟草业,在关键的时候还救了前者一把。

    经历了去年底到现在全社会对中国保健品行业不分青红皂白的讨伐,冷静下来之后,有聪明的人灵光一闪,想出了个绝妙的点子:最近,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保健食品标签管理相关办法,其中,保健食品标签上设置特别提醒区和特别提醒以下内容:保健食品不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中国烟草业2018年工商税利再次超过万亿,达到11556亿元(《中国基金报》2019年2月1日数据),是宇宙行——工商银行(3646亿)利润总额的3倍不止,而同年营养保健品行业市场业绩才约为2800亿元(《前瞻经济学人》数据),现在是大哥哥教小弟弟怎样做人了。如此一来,政府管理有据,企业有言在先,消费者依此明鉴,责任自负。杜绝了“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等恶习,中国保健品行业的发展必将迎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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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文章前面提到的那位吃了14年保健品的老人的指控有没有道理,依我看,有道理。

    人甫一出生,就像一架崭新的机器。新生儿就是这架机器最好最好的高光时刻,然后就进入了不断磨损的阶段(比较漫长),开始坏、很坏、极坏的熵增过程。因为人要和外界交换能量存在才能存活、生长,交换能量的过程也需要能量,这个能量并不是无限循环、自发提供的,要通过消耗能量才能产生能量,这里面就有耗损,有能量的流失。无论吃什么,人体这架机器眼睁睁地看着它坏朽定是必然的。

    “熵”是我对宇宙天体、物理学感兴趣之后接触到的、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概念,我简单地记住了它的含义是这个宇宙终有一天玩完,我们人也一样,总有一天玩完,这是无可避免的。这对于我在面临离别、丧失的时候有所慰藉。

    健康的食品在哪里呢?不要忘记度过了食品短缺的时代,人类在享乐口欲方面无止境地利用高科技来获得满足,科技的进步又促使我们发现,正是出于享受的目的我们在谋害自己的身体。我们的母亲认为奶酪、黄油和其他富含脂肪的任何东西都是尽可能需要回避的毒药,丁香医生说红肉和鸭脖子不能吃,医学专家(还有方舟子)说茶叶蛋是巨大的毒丸,世界卫生组织(WHO)警告饮用65 °C以上的热饮可能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风险,食物的潜在风险无处不在,不要说吃保健品,吃什么都是危害。不信你连续14年吃老坛酸菜面或茶叶蛋,看身体有何反应。

    总在说保健品不能吃多,有好的作用,必然就有坏的作用。比方说吃保健品把胃吃得很强盛,就会胃口大开,胡吃烂喝,结果反而害了胃。就像把一台夏利车改装成拉力赛车去跑F1,非弄个车毁人伤不可。

    那么,这位85岁的老人就一定能打赢和保健品公司的官司呢?未必。

    以烟草官司为例。那些起诉烟草公司的官司大都输在哪里?输在举证上。谁主张谁举证。法官就是要你拿出吸烟是致病的唯一原因的证据,这就是个难题。比如韩国在那7人起诉烟草公司之前,一共有4桩烟民起诉烟草公司案,全都输了,“吸烟有害健康”是人人皆知的常识,然而法院却要求原告提供可以证明与患各种不同癌症几率的具体数值资料。现有的科学水平只能证明吸烟对身体健康有害,但要证明吸烟会必然导致某种具体的疾病,还没有科学依据。比如,许多肺癌患者并不曾有吸烟行为,这可看成是其他的因素(大气污染、厨房油烟)影响导致的。既如此,也就无法通过司法技术鉴定来确认烟草公司的侵犯行为与受害者损失事实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7个韩国烟民的起诉案中,法官正是以“无法证明肺癌和喉癌是由吸烟造成的”理由判决烟民败诉。

    中国烟民都是近乎教会史学家约翰·福克斯在《殉道史》中写的那些慨而慷之的圣徒,他们置自己的性命于危险之上,通过从心灵到嘴唇欲望的自尽式的满足,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生前消耗烟草创造了大量财富塞满国库,由此造成疾患又拉动了医疗战线的蓬勃发展。吸烟者的寿命大大低于非吸烟者,这样还为社保作出贡献。中国烟民对自己的健康权想得很少,对烟草业的合法地位却几乎是盲目崇拜。这么多年来,中国只有一场烟草官司见于披露,2014年李某起诉某烟草公司在网站上宣称其产品“低焦油低危害”属虚假宣传,索赔250元,结果败诉。

    吃得死人的香烟的官司打不赢,吃不死人的保健品却纷纷出现索赔案,媒体的怂恿和某些对金钱、名气贪婪的大壮们推波助澜造成一出出闹剧。

    这些诉讼并没有真正立案,因为第一,没得打的,无法立案;就像不能因为鸡蛋吃多了胆固醇高引发疾病就去起诉鸡农,牙齿坏了就去起诉可口可乐一样。第二,和烟草官司处置的原则一样,还有个社会稳定问题的考量。即使是在美国,舆论也认为如果烟民告赢了烟草公司,今后这类诉讼将会层出不穷,可能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于是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保健品(在对人的危害上)的官司能胜诉,会不会引发中国烟民效仿呢?试想一下,假如千千万万个烟民举着香烟盒子到烟草公司那里去闹事,这社会会成什么样子?

    也许正是烟草业挽救了保健品业,偏偏我们那些保健品生产、销售企业在目前的情势下早已被摧残得草木皆兵、瑟瑟发抖,对于那些无厘头的指诉也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拼命调解、和解,拿钱消灾。如果有一天这个行业挺直了腰杆,就应该大胆地让法律解决问题,让企业在法商建设中维护权益,帮助社会恢复理性。不要忘记了,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安利打赢了和政府的官司才让直销模式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权健的案子没有立案,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无限极在产品检验全部合格之后,纠纷双方重新回到调解的立场上,索赔的金额从天文数字降到最初提出的数字,这是回复理性的做法。

    当然,正如著名职业经理人张鸿说的:只有把自己的基本功打扎实了才有能力去规范市场,才能让企业长治久安,才能让直销在中国的土地上昂首挺胸!

    而我,也不要去打什么官司了。我们应当在古罗马思想家那里寻找久失的智慧。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皇帝说:“神明创造的一切都充满神意,属于命运的一切也不与自然相悖,或与受神意管理的事物没有关系和联系。”(《沉思录》)这意思是一切皆由命定。他老人家还劝告我们:要“怀着愉悦的心境等待死亡的降临,有如那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组成每个生命体的元素的分解”

    如有一天蒙主隆恩招我入怀,我当祈求宽恕我生前的罪孽,原宥我的不自爱和自控力的缺失,愿主让我下辈子培养出别的嗜好,下辈子我宁愿每天把口红涂得满脸都是也不愿再沾一丝烟草,或者干脆让我重生的那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烟草和大气污染,一片澄明,无比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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